外资银行客户络绎不绝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商业机构，吸收存款是基本的业务之一。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开展活动之初，即比较重视存款业务。以汇丰银行为例，1865年3月3日，刚成立的汇丰银行在营业公告中宣称：在该行开立往来账户，每月根据最低余额按年息2厘计息。定存利率为：3个月，年息3厘；6个月，年息5厘；12个月，年息6厘。此外，该行还将从每年盈利中，提拨一部分作为顾客往来账户余额的红利，存款人不管是否银行股东，均可平等享受此种红利。结果，在开业仅1个月后，该行往来账户的数量已经超过预期。

【资料图】

为母国在华公司企业或派出机构等提供金融服务，是外资银行的重要职责。外国在华公司企业或政府派出驻华机构等纷纷在各外资银行开立往来存款账户，由外资银行代理其日常资金往来。如20世纪30、40年代，许多美国在华公司企业等都是上海花旗银行的往来存款大客户。除此之外，外资银行一般将吸存的重点对象锁定中国本土客户。根据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轨迹，可以将外资银行吸收中国人存款情况划分为前后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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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时期

1923年，正在建设中的汇丰银行大楼

以汇丰银行为例，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吸收中国人存款方面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开展小额储蓄存款业务，吸收平民百姓的存款；一是积极吸收官僚豪绅的巨额存款。就后者而言，19世纪80年代初期，汇丰银行刚进入天津，京津地区的达官显贵们即纷纷将私有钱财存入汇丰天津分行。当时满清政府庆亲王奕劻被御史参奏私存汇丰银行银120万两，户部奉命追查，汇丰银行则以行规不许透露存款人情况为由拒绝调查，“顿时传为社会新闻，为其信誉作了一次义务宣传。此后，一些藏有巨款和金银珍宝的官僚，无论钱财是非法所得还是合法所得，都把汇丰看作“避风港”。另据汇丰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后人回忆称：李鸿章故后，其在汇丰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为银150万两。除汇丰银行之外，其他许多外资银行在京津地区的分支行处等，也成为吸收官僚豪绅巨额存款的重要机构。在汉口，“由于汇丰派头大，牌子硬，吸收的存款为数特巨。有时还要托人疏通买办，才能存入。特别奇怪的是，后来竟逐渐演成由顾客自动放弃利息，直至汇丰反要索取所谓手续费或保管费。取款时，哪怕相差天，也不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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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

位于外滩24号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满清政府的统治被推翻。由于种种因素，新成立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整个局势动荡不定。此时期，在汉口，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及富商等纷纷将大宗现款存入花旗银行，以规避风险。同一时期，在天津，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所吸收官僚富商存款，仅是清室的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铁良、内务府大臣增崇、军机大臣那桐以及军阀段芝贵、倪嗣冲和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等少数人，就不下数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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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

位于汉口的美国花旗银行与汇丰银行

1914至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中外贸易受阻，中国政府举借外债减少，但是汇丰银行吸收中国人的存款快速增加。“因为中国有钱的官吏和商人怕把钱存在当地银行会被军阀们突然提走，常常想方设法把他们的钱隐蔽起来，于是他们把白银运往上海和香港，存入英国银行，特别是在汇丰银行开立存款户和往来账户。到欧战结束时，汇丰银行吸收的存款大为增加，这就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国际贸易脱节而带来的损失”。一战爆发后，汉口花旗银行大班曾得意地说：“世界大战发生了，美国是中立国，花旗是可靠的银行，中国人的存款马上都会自然而然地送进花旗来。”果然，许多新老军阀、贪官污吏、富商巨贾等陆续将私有款项存入花旗银行。尽管该行在吸存方面比较挑剔，如存款1000元方能开户，只吸收袁头现洋、库平现银，存期起码半年，年息1.5厘至2厘等，其存款额还是很快由一、二百万元增至四、五百万元。北京花旗银行吸收存款，独出心裁，在存款单据上特别标明“北洋大头”字样，以示取款时用现大洋支付，不受政局动荡及金融波动影响。结果，“这一措施，使得当政显要、下野官僚、前清遗老、首都绅耆纷至沓来，无不趋之若鹜。诸如清室摄政王载沣、贝勒载涛、遗老姜桂题、王怀庆，军阀李纯、蔡成勋，显要何丰林、张作相以及崇文门关监督胡若愚，农商部司长王怀清等均在该行有大批存款。其中仅就曹锟贿选一项，参众两院议员受贿分赃不下五、六百万元。其中80%以上，被该行吸收为长短期存款”。截至1919年底，花旗银行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地吸收的存款额分别为：纽约199.1万美元、巴拿马536.9万美元、圣多明各660万美元、菲律宾589.5万美元、海峡殖民地202.4万美元、荷属东印度215.7万美元、英属印度1348.6万美元、日本808.8万美元、英国407.7万美元、中国(华北）3084.6万美元、中国（华南)1085.7万美元。花旗银行在中国吸收的存款额约占其国内外分支机构全部存款额的将近一半，由此可见在华分支机构对该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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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位于东交民巷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

1927至1937年，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10年间，内忧外患重重，外资银行在华依然吸收了巨额的存款。截至1932年，汇丰银行存款额增至93163万元，相当于同年146家中资银行全部存款额的42%。据1936年东亚研究所调查，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共有35300多万美元，其中汇丰银行占43%，麦加利银行占17%，花旗银行占12%，3家银行合计占存款总额的72%。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外资银行更是利用自身特殊优势，努力吸收中国人的存款。据北平花旗银行业务月报记载，1938年8月，尽管该行储蓄存款利率已由此前的2%降至1%，储蓄存款数额仍继续增加，总额为1年前的3倍（即1937年8月储蓄存款为58.6万元，1938年8月为189.9万元）。上海花旗银行利用地处租界的优势，存款业务也十分兴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接收租界内英美等国银行。后据日本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政要等在外资银行的存款情况，统计如下表。

通过上述分时期考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社会，连年战乱，局势动荡不定，外资银行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始终是吸收中国人存款资金的重要处所。关于其中的复杂原因，据时人分析称：第一，“外人在华依照条约，有设立银行之权利，而无相当之限制”；第二，“外人在华有租借地、租界之武力保障，及领事裁判权之法律保障”；第三，我国“内乱频仍，内地资金集中通商大埠，权贵富绅资财多存于外商银行”，而“失意政客逃往租借地或国外者，其资财多存于外商银行”；第四，“我国无管理外商银行之机关，亦无完善之银行法规”；第五，我国“关税、盐税因担保赔款及外债，均存外商银行”；第六，我国“币值涨落无定，人心不安，乃竞购外币，存入外商银行”；第七，“因外商银行库房之坚固及租界之特殊情形，华商银行及钱庄多将大数库存托其保管（俗称寄库）。”源源流入的存款资金，为外资银行不断扩张在华活动提供了雄厚的基础。